哪里可以杠杆炒股告别《四个春天》，导演陆庆屹在厨房用手机续写凡人往事｜素写微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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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报制作李潇雪实习生蒋林函

厨房空间很窄，转身都局促。陆庆屹坐在这里，手机屏幕亮着，他一边思索一边打字，用手机写出了一本书。2026年8月，导演、剪辑师陆庆屹的新书《落在我身上的雨》出版。此时，距离那部让他被大众记住的高分纪录片电影《四个春天》公映，已过去7年。距离片中记录的最后一个春天，已过去10年。

作为《四个春天》电影中的主角，陆庆屹的父母，在电影公映后几年内先后去世。陆庆屹将对父母浓浓的思念，把镜头装不下的记忆写成了文字。从《四个春天》到《落在我身上的雨》，陆庆屹持续记下父母、哥哥、姐姐的人生，回忆温暖悠长的平凡家庭故事，还有那些曾经照亮帮助过他、给他温暖的朋友们。

2026年9月下旬，陆庆屹带着《四个春天》《落在我身上的雨》来到成都，在寻麓书馆、卢米埃电影院做了放映、分享会，跟读者分享电影和新书中没有表达的诸多细节。在此期间，封面新闻记者与陆庆屹进行了面对面独家专访。眼前的陆庆屹，略带腼腆羞涩，虽然已经年过五十，但很有少年感，聊到家人往事，尤其是那些温柔的瞬间，仿佛回到了过去某个时刻。

陆庆屹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（周琴拍摄）

最好的告别

2017年，电影制作零基础的陆庆屹花了1500元买软件自学剪辑，用两年时间把自己多年拍父母的大量素材梳理、剪辑成一部纪录片。

2019年，《四个春天》上映，感动众多观众，成为当年的“爆款”纪录片电影。片中，他以质朴、诗意的方式，展现贵州独山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。也因为这部影片，大家记住了陆庆屹拥有文艺才华和富足精神世界的父母，并深受鼓舞，原来普通人日子里可以如此诗意地生活。

这部作品获誉“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”，被近19万网友打出8.8分的高口碑，长期位列国产高分纪录片榜单。陆庆屹还将他写父母家人的文章结集成《四个春天》同名随笔集，拿到豆瓣2019年度中国文学非虚构TOP1。

《四个春天》海报

《四个春天》散文版节选文本，入选2026成都中考语文阅读题。在成都的分享会上，有中学生读者就此向陆庆屹求教。他记录的动人瞬间，持续触动着不同层面的读者。

看完《四个春天》的人，很难不喜欢陆庆屹的父母，很难不羡慕这一家人。他们生活在贵州南部一个叫独山的县城。在山脚不远地方自建的独立楼房，自成天地，其乐融融。父亲陆运坤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，专业是物理，毕业后分配到独山中学教书，一辈子生活在小县城里，母亲李桂贤退休前曾在图书馆工作。

陆庆屹父母在家里

他们有三个孩子：姐姐陆庆伟、哥哥陆庆松、弟弟陆庆屹。姐姐是山里最早的大学生，1983年考上沈阳工业大学，毕业后在沈阳工作，后来下海经商。哥哥是远近闻名的“神童”，十岁因小提琴被选拔入京，十五岁上大学。作为父母，他们对子女教育很开明，不干涉子女的选择，鼓励孩子们走向更大的世界。

父母趣味相似，情投意合。除了日常做家务之外，他们对自然、文艺和新鲜事物充满热情，尤其喜欢音乐，父亲会很多种乐器。此外，他还喜欢拿着摄像机拍风景、拍家人，向儿子学习视频剪辑。做饭空隙，母亲会自然而然地跳起华尔兹；一家人在自家天井旁边跑步，择菜，亲戚来了就一起唱歌；爸爸妈妈平时互相理发、对歌，有空就去山里徒步，采野花、草药。在山坡上，看着眼前的美景，自然高歌；燕子来家里筑巢，他们欢喜雀跃。燕子每年要飞走，他们心情会难过一阵子；大年初一，父子三人去徒步爬山，还等到半夜拍星轨；冬天河面结冰，化开之后，他们上山摘冰凌含在嘴里。

陆庆屹父亲陆运坤在家里拉小提琴

1999年，家里房子因电路失火。母亲从外面回来，看到焦黑的房屋，没说一句话，最关心的是照片、日记还剩下多少。父亲在废墟里找出一把小提琴，背板烧焦了一半，就站在天井上拉起一首乐曲。

姐姐2014年因病去世，父母悲痛万分，但也没有彻底放弃对生活的兴致。年纪大了，走路不稳，他们常常扛着锄头，去女儿坟头除草种菜种花，跟女儿“说话”，感叹“花开得真好哦”。

《四个春天》将岁岁年年的日常生活，压缩在一起，其中藏着剧烈的变故，包括姐姐病逝，想起来依旧难受。姐姐在片中出场不多，但她的模样、她的笑容，就这样留在了世间，很多观众喜欢姐姐，也让陆庆屹感到宽慰。尤其电影公映后，大量留言反馈，让常常半夜翻看的他跟着掉眼泪，“原来有这么多人能读懂自己、惦念自己。”

很多人期待看到陆庆屹父母更多的故事，但陆庆屹没有再继续拍。“他们从年轻结婚开始就喜欢拍照，每年都留影像，愿意记下自己鲜活的模样。一旦他们不愿意拍了，就说明他们很清楚自己身体的状况，不想把衰老憔悴的样子留在镜头里。我就没再继续拍。”

视频拍摄停了，但陆庆屹依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父母。他偶尔会随手拍一两张照片，只自己留存。2023年初，父亲陆运坤因病去世。父亲离开后的一天，母亲坐在轮椅上，陆庆屹陪坐在旁边，两人一起望向远处的山。这是他跟母亲最后一张合影。

2024年，母亲李桂贤也走了。

陆庆屹父母在家里

热爱文学的母亲

《四个春天》电影里，陆庆屹母亲令人印象尤其深刻。她性格爽朗，正义感强，敢在大街上赤手空拳抓小偷；她爱唱歌跳舞，喜爱文艺，认为“人无艺术身不贵，不会娱乐是蠢材”。

不过，在陆庆屹的文字里，母亲李桂贤还显示出另外一面：开朗鲜活的外壳之下，藏着一颗热爱安静阅读、向往文学写作的心。在《落在我身上的雨》中，陆庆屹专门写了一篇《回忆母亲》，深入挖掘母亲内心更深的地方。他不想只呈现“她是我的母亲”这个身份，“她不光是我妈，还是一个有着自己理想的女性、一个独立的人，她叫李桂贤。”

在陆庆屹记忆中，母亲爱看大部头的文学名著，《静静的顿河》《巴马修道院》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飘》，觉得“厚书读起来才过瘾”，下班回家有空就捧着书看。

但母亲去世后，陆庆屹又有新发现。2025年春节前，他回到老家收拾父母遗留的书柜，发现母亲过去买了大量的纯文学杂志，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山花》等，还找到一本叫《写作》的文学教材。“1976年出版，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撰。当年家里条件拮据，这本书价格不菲，母亲却咬牙买下。”

陆庆屹父母在山上踏青

此时的陆庆屹突然意识到，母亲心中还藏着一个不轻易示人的文学梦想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，夜晚在小方桌上写作业，抬头就看见窗边，母亲伏案写着什么。老家麻尾图书站昏暗的木屋里，母亲坐在大桌一角静静读书，像一幅木刻版画。上小学时，母亲下班回家，包里总会揣一本书，闲下来就拿起来读，书签是一只空白牛皮纸信封。煮饭时一手搅锅，一手压着翻开的书；织毛线的时候，歪着头看书，用木夹子夹住书页。姐姐离世后，母亲经常独自进山散心，回来随手在纸片、包装盒背面写字。写几句，有时揉掉丢掉，有时被琐事打断，纸片就留在桌上。

她还花十几年收集当地山歌，民间歌谣大多口口相传，没有文字版本。她买了一个砖头式的录音机，十几年里整理了几十本山歌歌词。日常聊天她能随口说出生动的比喻。比如问她为什么冬天也爱在床上挂蚊帐，她回答说喜欢“蚊帐像一堵透明的墙”。每到此时，陆庆屹都会感到内心震动，“我妈骨子里就是个诗人。”

陆庆屹与父母、哥哥爬山

延续母亲的热爱

当记忆碎片一点点拼起来，陆庆屹觉得此刻才读懂母亲，“仿佛解开了心里一个长久的谜题。”

目前这份未完成的热爱，落到陆庆屹身上，推动他拿起笔，开始写作。“我希望自己能帮我妈延续她的热爱。”

除了母亲，父亲的人生也让陆庆屹感到心酸。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物理系大学生，毕业后分配到独山中学，一生拘在小城，一辈子没见过大海，墙上却挂着一幅巨大世界地图，对上面的国家、河流、城市如数家珍。然而，有抱负、有理想的父亲，却在一方讲台和小城日复一日地过完一生。

陆庆屹的家乡城东有一道峡谷，峡口前山坡顶有一口池塘，水从东南角裂缝漏出。父亲曾指着水流问陆庆屹：“你知道这水流到哪里？”他答不上来。父亲便告诉他，这水一路流到西江，汇入珠江，最后入海。而且他仔细查过，这水流全长两千多公里。父亲望向东南天空，说：“流到海里，就可以流到全世界啦。”

多年后，陆庆屹到广东肇庆出差，站上西江堤岸，突然想起父亲对他说过的那段话。可电话打过去，父亲已因病重关机。自那以后，走在街上，陆庆屹常会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产生一种敬意。“我不知道他们心里藏着怎样的高山和大海，但我清楚，为了守护自己的理想和人生，他们都曾走过漫长而崎岖的路程。”

《落在我身上的雨》是陆庆屹用手机在厨房写成的。之所以这样做，陆庆屹解释说，手机屏幕不大，思绪不容易乱飞，能帮助他慢下来，专注当下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厨房这样的空间里，他会感到离生活很近，离记忆很近。他特别提到，厨房里还保留着两个二十多年前的塑料小瓶。这是母亲当年用来装岩椒和花椒的瓶子，外面贴着手写的标签，让他带回北京。

花椒树是母亲亲手栽种。“装的时候，她拿小勺子尽量塞满瓶子，努力想给我装得更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她对我的那种爱啊……”说到此处，陆庆屹开始哽咽，神游往事，进入记忆深处，好像母亲就在他眼前，全神贯注地给他装一瓶花椒。

《落在我身上的雨》

谈到新书起名“落在我身上的雨”，陆庆屹说，跟自己的爱好有关。他小时候就喜欢淋雨，妈妈担心他生病就捉他回屋，捉不住他时，索性跟他一起在雨里跑着玩儿。这段写得很美，很自由。如今的陆庆屹依然喜欢淋雨，只要身体允许，没生病，他愿意淋雨，享受在雨里的感觉，“有迷茫之美，甚至有一种命运感。四下安静，不用跟人交谈，能真切感受到自己处在这个世界里，似乎前面有无数可能。”

一个少年的北漂成长路

新书中，陆庆屹还回望了自己崎岖的成长路：从叛逆莽撞的少年，到迷茫急躁的青年，再到如今慢慢变成一个沉稳的中年人。书中洋溢着对往事、成长、日常细节的珍视和热爱。

陆庆屹1973年出生于贵州独山县麻尾镇。少年时代的陆庆屹经常打架，一度离家出走，后来退学。16岁的陆庆屹，前往北京跟在清华任教的哥哥生活在一起。在哥哥的引导下，陆庆屹开始密集地阅读文学、听经典音乐，也学会了踢足球、画画，与一群钟情文艺的朋友结交往来，还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，过了一阵子专职画画的生活。虽然没有上大学接受系统的教育，但在哥哥的引导下，他接受了非常好的人文素养熏陶。

他尤其热爱阅读。有一次，在小巷旧书摊碰见了渴望已久的《起风了》，身上钱不够，就专门回去找哥哥拿钱买下，回到租房的地方一口气读完。这段往事被他写进书中收录的《在清华的夏天》《清华春日往事》等文章里。

早年北漂还有一件小事，陆庆屹记了几十年。一年春节，因路费不够，陆庆屹没法跟哥哥一起回贵州，就独自留在北京过年。除夕，教他英语、家在北京的朋友，邀他去家里吃年夜饭。对北京不熟悉，他坐反了公交车，售票阿姨热心帮他。这些微小的善意，他一直记得，并将之写成文章《冬日恋歌》收入新书。“写文章的时候，删了很多段落，但这个故事我是无论如何也要保留。那是我对北京感受到的最初的温暖。”陆庆屹认为，“温柔能带来这世上最好的东西。我想把这份温柔放进文字。我不想他们就这样被忘掉。人与人相处最好的状态是温柔。温柔像水，很多东西都能被它化开。”

不少人看完《四个春天》，甚至分不清这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。谈到剪片的心得，陆庆屹说，首先就是不断看素材，从一大堆零散素材里找到内在线索，看懂人物行为背后真实的心思，看懂人心，再把片段衔接好。

他透露自己特别喜欢日本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拍摄家庭片时，那种克制留白的感觉，也仔细拆解过《谍影重重》剪辑逻辑。“其实电影里的转场、黑屏、跳切，也可以用到文字里。”

陆庆屹的文章里充满大量细腻的回忆细节，令不少人感到惊讶。他认为这得益于他敏感的性格以及有充足时间观察树叶、雨雪，“很多细碎感受都存进我的脑子里，这些都成了很好的写作素材。”

但由于没有经过系统写作训练，很多道理他要慢慢摸索才能悟透。比如文学写作尽量不要讲大道理，就如实记录当时的状态，反而更打动人。“我经常看自己过去的日记，写得好的都是那种写具体细节的部分，凡觉得没什么感觉的都是那种讲道理发感慨的内容。”他提醒自己要尽量避免刻意花哨的辞藻，“我想到早年拍照喜欢拉高饱和度，回头再看，会觉得浮夸难忍。”

《四个春天》海报

用文字探究

《四个春天》出圈之后，陆庆屹拍了B站系列片《养猫的人》，播放破亿，还有纪录片拍完尚未公映。他也在打磨故事片剧本，有投资人表达兴趣，片子要凑团队、找资金，变数很大。陆庆屹也不着急再开启新的纪录片选题，因为“一旦开始，就是全副身心投入其中，很难抽身，所以很谨慎”。

如果再拍片子，他坦言最让他有动力拍的人，是他的哥哥陆庆松。而且他连拍哥哥的思路已经想好：不会拍他是“音乐神童”这些话题，而是想呈现哥哥在标签之外，如何跟自己的天赋以及所处的时代相处，并找到生活的乐趣。哥哥10岁时就因音乐天赋被选拔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小提琴，毕业后到清华任教，后来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，但一直没放弃对音乐和生活的爱。几年前，陆庆松患了一场大病，幸好有对症靶向药才稳定下来。这件事给陆庆屹带来了很大的恐惧，也让他对自己的创作更有紧迫感：“时间真的很快，世事也难料。我要好好珍惜，不能懈怠。”

陆庆屹决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写作，用文字来探究、呈现家人内心更深的地方。他发现，比起影像，文字更加安静，更擅长打捞、呈现那些深入记忆和内心幽微之处的东西。而且，跟拍电影不一样，一部手机、一个角落就能开始，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。

陆庆屹在成都为读者签名（张杰拍摄）

在《落在我身上的雨》里，关于父亲、母亲、哥哥的故事，占了不少篇幅，唯独写姐姐陆庆伟的内容很少。其实姐弟感情很深，年少叛逆的陆庆屹，一度只听得进姐姐的话。父母不方便开口的话，很多时候由姐姐转达。但姐弟相聚时间有限，姐姐很早就离家读书、在外谋生，只有寒暑假短暂碰面。姐姐长相出众，性格豪爽。27岁遭遇婚姻变故，孩子才两岁，就独自在外打拼。日子大起大落，经济状况一度很好，转眼跌入谷底。但在弟弟面前，她从不流露狼狈，始终以开朗的模样示人。“姐姐给我留下的回忆很美，但细节都很同质化，素材不够。”

2014年姐姐去世的时候，二十多个朋友专门从沈阳赶来送别，陆庆屹才真切感受到姐姐待人仗义。可姐姐独自挣扎的那些时刻，她心里想什么，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陆庆屹打算写中篇小说，重新走近姐姐。“计划去沈阳，寻访姐姐当年的朋友。”